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年头，中国北京发生的“六·四”天安门事件，顿时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。

在这历史时刻，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连夜赶赴北京，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。到京成为中国最高领袖的江泽民，对首都街头，特别是天安门广场戒严的愁云，百思不解，耿耿于怀，无法找出国运动荡之源头。

针对时局，江总书记在政治体制、经济体制上作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，以体现反腐败、讲民主的新风。同时也希望在其它领域查出国家动荡、政权不稳、民怨高涨的原因。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根据江总书记的指示，秘密地从全国各地请来数十位精通风水地理、玄学术数和特异功能的高人。

这群应邀前来北京的高人中，不乏专家学者、著作等身的名儒宿彦、其中最年轻的就是深圳大学人体工程系副教授李建军先生。

高人们抵达首都后，明确了这次应邀到京的任务。他们深居钓鱼台国宾馆，各出绝活，各显神通，各露身手，一人有一招，若无旁人。有的朝起暮归，串街走巷，端罗盘，估方位；有的深居简出，盘膝作法，通神灵，念咒语；有的运用数理推算国运，有的以格局衡量气脉。真是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只有李建军端着北京市地图，溜达在天安门广场，在大旗杆下沉思、发楞。日复一日，在天安门广场的旗杆下，来回走了几天，目光凝聚在飘扬的五星红旗。他想起国旗的定义，查出了共和国第一旗定位的偏差，找到了扭转乾坤的良策。

一周后，在中直机关的主持下，召开了论证会议。高人们拿出了各自的报告，各持己见，相互较劲。有的提出：中南海与北海相连的水域被铁栏杆相隔，脉气不通，造成“龙困浅滩”之局，使政权不稳。有的提出：毛泽东纪念堂压到龙脉，断了国运。也有的提出：人民大会堂西北侧的一大坑，引起燥动，造成动乱。而李建军教授以事实为依据，以科学数据为凭证，发表了“开放、通达、国泰、民安”独家之说，将问题之源直指天安门广场的旗杆定位。

李建军在天安门广场实地勘察中，发现了天安门广场大旗杆定位中的三大问题，第一，由于毛主席纪念堂的设立，使正处中轴线上的天安门广场旗杆南北距离的比例失调。当时确定天安门广场旗杆的定位，是根据建国初，天安门广场两侧历史博物馆、人民大会堂和南侧人民英雄纪念碑竣工时的格局所定的。并无毛泽东纪念堂建造的考量，所以毛泽东纪念堂建成后，形成了南北距离失调，不论是空间格局还是地面比例，都是南重北轻、朱旺玄弱之势，所以国旗的定点，必须重新确认定位。第二，该旗杆设立于五十年代，近40个春夏秋冬中，整个中华大地和首都北京都发生了巨大变化，而一成不变的旗杆高度，已经压抑到社会高速发展的运脉。调高现有旗杆的高度，势在必行。第三，旗杆四周的汉白玉围杆，呈口字型封闭状态，使国家运程陷入封闭不通之格局，并且无法展示升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升旗的雄姿。

一言道破天机，李建军教授的报告，得到了中央的完全采纳，根据李建军教授为天安门广场国旗定位、旗杆高度及地基围栏的方案，中央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的共和国“第一国旗”重新圈定了发祥之地。(以上信息转摘于网络)

赵凰羽